行走在街頭上，感受陽光和微風，眼前所及的建築、動植物與人們，建構出僅屬於當下的面貌，讓每次遇見，都是一期一會。
即將於三月初正式開跑的「ART TAIWAN｜SKM PHOTO 攝影藝術博覽會」，本屆以《界線》為題，邀請十多位見長於不同領域的攝影師、相關工作者齊聚一堂。而在各自精彩的創作者中，攝影師廖文瑄、余梓勤多在街頭按下快門，攫取觸動心房的瞬間 ── 同是在街坊發生的一切，兩人的鏡頭下，創作出截然不同，卻都令人目不轉睛的影像。

攝影師廖文瑄：心緒無聲暗湧，攝影是紀錄也是出口

對文瑄而言，攝影是生活的出口，也是改變人生的關鍵。一張張或溫潤、或沉靜的照片背後，是她不斷蛻變、進化，與自我拔河的奮力一搏。

「從小我就比較內向，學校選位置時，我喜歡躲在最後一排，默默觀察他人。」文瑄天生寡言，並非沒有話想說，而是難以向他人開口，加上兒時體弱多病，使她自言對生命幾乎沒有盼望，「從小到大，總感覺自己站在人群之外，望向這個世界，那種游離感長久存在。有時像漂浮在水面，想觸及岸邊，卻不知道該往哪裡游去。」
那股焦躁並沒有隨著時間淡去，唯有在某些時刻才能稍微忘卻，比如拍照。「一直以來，別人說什麼我就做什麼，大學畢業從事設計後，我才發覺自己並不喜歡，每天都好沉悶。於是我開始在上下班途中用手機街拍，至少我能決定要拍什麼。」即便是同一條路徑，在文瑄眼裡，每天都有新奇的樣貌。為避免頻發動態打擾朋友，她特地開設 IG 帳號上傳照片，安放對日常的愁悶，彼時命名為通勤路上觀察日記，即是現在 ontheyway.today 的前身。

文瑄對生活感到不那麼痛苦的轉捩點，是真正拿起相機後，更準確地說 ── 她開始積極面對自我了，「結婚後我一度是全職母親，看著同儕都在進步，覺得只有我停在原地，驅使我開始思考自己喜歡什麼，願意試著為自己負責。」
文瑄發覺自身無比熱愛攝影，快門使她與世界產生連結，便不再迴避內心想望，和女兒安安出門時總會帶上相機，透過街拍練習與人互動，鏡頭下也多了女兒的身影，更將相處點滴發展成《母女路上》影像故事系列。現時，安安開始上學了，她也接案拍照兩年多，更成為 Ricoh GR 日本官方認證的 GRist。每回街頭上的偶然相遇，每次上台演講分享，都積累出成長的弧線，「回頭一看，才發現已走了這麼遠。」

此回展覽文瑄以《無聲暗湧》為題，揭示一路走來與自我的掙扎。作品多數為黑白照片，映現出埋藏於心底深處的焦躁，「黑白就像我內心看出去的世界，透過對比層次，表達豐滿又無處宣洩的情緒。」如〈Facing the Unknown〉為文瑄看展時拍攝的一對情侶，看似手牽著手感情甜蜜，畫面卻交織著模糊光斑，隱約透露對未來的不安，象徵文瑄面對各種人際關係時浮現的擔憂。
另一張作品〈Fleeting Liberation〉拍攝地點則是水族館，她看著魚兒悠遊，前方有一道光。但她深知，牠再怎麼游，終究脫離不了被圈養的魚缸，「看著這幕畫面就好像看見自己，雖然這幾年努力面對內心、調整狀態，但還是會怕逃脫不了原本的樣子，會不會一切只是無望地追尋呢？」文瑄喃喃說道。

現時她心底那個忐忑又多慮的小小文瑄，偶爾仍會作祟，與如今臻於成熟的她不斷拔河。反覆掙扎裡，文瑄耐心安撫過去的自己，幾次戰勝的勇氣，皆來自成為母親後的果敢，「我們必須成為希望孩子長成的模樣，如果希望女兒勇敢表達自己的堅強與脆弱，我得每一天用生命向她示範。」文瑄將這段話烙在心上，不時提醒自己與孩子一起變堅強。
訪談最後，問文瑄新年之初有什麼期許，「過去，我總習慣為自己設定遙遠的目標，彷彿只有抵達某個遠方，才算真正前進。現在，我更想專注於當下，練習讓內心更加安定。不安的情緒依舊會來，它或許會低語，偶爾放大，甚至試圖掌控一切，但它不再是唯一的聲音。我想試著聽見更多——期待、平靜、勇氣，甚至是微小但堅定的希望。」一如影像有明有暗，文瑄將擁抱內心的光與影，繼續拿著相機，把拍攝對象當作自己般愛著。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。

攝影師余梓勤：鏡頭裡新舊交錯的建築，映照著人的智慧與本性

一幢幢建築定格於梓勤的鏡頭下，彷彿凝縮了跨世紀的光陰，瓊樓玉宇也顯得寧靜 ── 不同於文瑄捕捉人與人之間的感性，多以建築為拍攝主體的梓勤，以冷靜旁觀的影像語彙，影下你我也許未曾覺察的細節。

接觸攝影初期，梓勤也曾拍過人。大學修讀圖文傳播時，由於系上流行拍照，梓勤跟著入手相機，此後再也沒有離開過攝影的世界，「當時拍了一些活動紀錄，畢業後輾轉在夜店拍攝、到片場擔任劇照師，也拍過婚禮婚紗等等。」攝影之路順其自然地踏上，梓勤卻覺得愈拍愈無趣，「拍人時現場要指導，回家要液化修圖，太多來回溝通，熱情很難不被消磨。」
梓勤漸漸將鏡頭移轉至他方，穿梭在巷弄裡試圖拍攝樓房，直到 2016 年參加巴黎攝影博覽會 FOTOFEVER，與原先是網友的攝影師李易暹（2024 SKM PHOTO 攝影藝術博覽會參展人）相見，兩人回到台灣後，便常相約拍攝建築和空間。直到現在，梓勤出國旅行時，景點多半圍繞在感興趣的建築上，「我喜歡拍攝局部，以及揉合新舊材料的建築，也會將人物作為增添氛圍的素材，在拍照當下或透過後製加進去，加強對比的感覺。」

梓勤表示，雖然自己不傾向拍人，但無生命體的建築默默承載、見證了人類的存在及行為，亦是一種關乎人的紀錄。此回展覽他便以《Human Traces》為題，展示曾到訪的各處建築、空間，何以具象化人們的思想、智慧和手藝，又有哪些你我未曾察覺的改變。
如其中一張人們在窗邊或站或坐的照片，是過往梓勤參加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所拍攝。彼時他發現大家常待在走廊邊休息，便接連三天前往展場 ── 並非為了觀展，而是穿梭在各樓層的四扇窗戶前，記錄它如何被人們使用。

另一張宛如致敬《最後的晚餐》照片，則是梓勤家人常去的寺廟，他拍下和尚們吃午餐的畫面，再透過後期拼接的方式將照片比例拉橫，「我偏好橫向且大張的照片，輸出後觀者必須左右遊走，停留時間變長了，更能好好觀察細節。」

同時，梓勤也將「變化盲 change blindness」此一現象融入攝影，「你還記得家裡附近的建築還沒蓋好，或者正在蓋的樣子嗎？」他接著分享，「大巨蛋是影響我很深的建築，從無到有看著它長出來，還在建造時，我每隔兩三年就會去拍一次。」梓勤有感地表示，建築落成前的模樣，若未被記錄下來，最終可能成為歷史的盲點，消失在時間的縫隙中。
從拍攝人的一舉一動，到捕捉人留下的痕跡，梓勤認為，人們與建築之間，始終存在著十分微妙的關係。他以神話故事《巴別塔》為例，古時期眾人說著同一種語言，聯合想蓋座高塔通往天上，神發現後，為懲罰人類的傲慢，打亂了語言，使群眾散居各處且難以溝通，無法聯手違抗天命，「我一直覺得人和建築存在著荒謬的成分，如果神話是真的，那麼數百年後的現在，其實我們一樣沒變，仍然搶著蓋更高的房子，在山坡上挖地建屋，對抗自然。」

人們留下的蹤跡顯現在所造的建築上，或許不只有靈巧、紮實的工藝，也映照出或樸實、或貪婪的本性。而梓勤旁觀一切，用自成一格的視角紀錄著。至於你我該以什麼心態面對人、建築與自然 ── 走進展間，親自觀賞這些照片，也許心底的答案昭然若揭。